【甘南職業學校】觀察 | 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困境與破解

觀察 | 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困境與破解

囿于體制機制等多方面因素，從校企合作上升到產教融合過程中存在著政府相關政策落地不實、企業利益保障不夠、學校改革力度不大、行業協會積極性不高等諸多問題。分析表明，價值取向差異、約束機制淡化、利益權責不明、賦權不足、學術漂移是導致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建立與實施基于政府層面的“政策推動，紅利導引”的價值最優體制、基于企業層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擔”的利益分享機制、基于學校層面的“優勢集中，專業互補”的資源優化機制、基于行業協會層面的“信息共享，協調促進”的互通互聯機制是實現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轉變的有效途徑。

我國產業經濟發展正處于由“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中國制造”升級為“優質制造”的關鍵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帶來的對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和掌握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才需求量的增長，需要高等教育的改革推進來滿足。然而，受體制機制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結構、質量、水平與產業升級轉型發展的實際需要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在此背景下，國家提出的深化產教融合，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充分調動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構建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大政方針無疑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為了保證政策能夠真正落地、落實、落細，需要認真剖析作為產教融合核心的校企合作難以發揮實際作用的深層次原因并予以分析和破解。

一、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的困境分析

(一)系統差異導致的價值取向彼此疏隔

產教融合實現的關鍵是實現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校企合作的主體是“企業”和“學校”，由于兩個主體分處于不同的社會系統，兩者在運行中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企業是一種通過長期契約將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生產性組織，它從屬于產業系統。作為產業系統的主體組織單元，企業的生產經營、資源配置勢必遵循以市場為主導的運行機制，依照效率優先的行為準則，依賴對“收益成本比”的判斷。基于市場經濟的“利己本性”和“利益短視”決定了企業對待校企合作的態度不會擁有自動的熱情，對于公共物品屬性人力培養的投入不會成為重點;基于效率優先的原則，對于人才的需求更傾向直接獲取所需人才，而不愿意付出培訓、培養的代價;基于企業生產性組織的特性，使得以契約為組織內部架構形式的企業更愿意接收能夠直接進入工作狀態的員工，而不愿意承擔因契約意識淡漠而出現員工流失的風險。如此，校企合作中“企業冷”也就成為應然之態。

學校是教育者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進行系統的教育活動的組織機構，從屬于教育系統。作為教育系統的主體組織單元，學校遵循以政府為主導的運行機制，崇尚以公平為主導的行動準則，實行以育人為目標的發展策略。基于政府主導的機制下，學校提供社會經濟發展所需人才成為其必然選擇。基于社會公平的行為準則，學校需要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資源，而不能著眼于組織利益的獲取;基于育人為目標的發展策略，學校不僅要滿足個體基本生存與社會交際的需求，還要幫助個體實現人力資本增值的目標和滿足個體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需求。

顯然，源于系統基因帶來的處于產業系統的企業和處于教育系統的學校在運行機制、行為準則上的差異導致了學校的價值取向更關注社會價值，而企業的價值取向更關注內部價值，從而在對待校企合作問題上雙方不可避免地出現價值取向的偏離。

(二)約束機制淡化導致的縱向合作難以持久

現有校企合作項目多采用資源橫向上的雙向流通方式，即企業與學校之間依托某個具體的項目，在各自現有制度體系、資源占有、組織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實現資源優勢互補。這種模式將校企合作與融合看作空間上的靜止過程，強化了組織之間短期利益的獲取，淡化了校企合作目標的長期性與穩定性。而就校企合作的長遠戰略目標而言，需要的是學校與企業之間形成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相互交叉、彼此支撐的約束機制，需要在空間層面靜止的、橫向的資源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形成和促進在時間層面動態的、縱向的培養企業發展所需合格人才這一核心要素發展的機制，從而推進學校和企業雙方共贏。就校企合作的實際而言，這種動態的發展體系由于市場信譽機制不完善、風險分擔機制不健全、頂層設計不給力，并沒有在校企合作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約束機制淡化表現的另一方面，還體現在缺乏能夠保證校企合作持續穩定擁有靈活和連續的政策分析制定、實施與評價的機制。

中國是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分級管理體制，地方政府雖然承擔了主要的行政事務和行政責任，卻并未獲得充分的地區治理權。校企合作的推進無論是政策制定還是財政供給，抑或是居中協調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目前，我國校企合作的推進依然以教育部門為主，而校企合作不僅涉及到教育系統，還涉及到產業系統以及其他資源擁有方，作為單方代表的教育部門雖全力推進，也難免差強人意。雖然中央政府在指導意見中強調了部門的協助，安排了具體事項，但也只能是解一時之急，非長久之策。作為地方分權的政府，我國還缺少一個類似德國實施“雙元制”中落實校企合作理念的完整工作約束機制。

(三)利益不明導致的橫向合作動能乏力

按照不同的獲益主體，校企合作的利益劃分可以分為國家獲益、企業獲益、學校獲益和學生獲益四大類，明確不同主體獲益的大小是區分彼此權利和責任的前提。從長遠戰略而言，國家是最大的獲益者，其次是企業、學校和學生;從完成社會組織內部目標而言，國家依舊是最大獲益者，其次是學校、學生和企業。

由此可見，校企合作是經濟學視角下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是一種國家利益，本著誰受益最多，誰付出成本就應該最大的市場法則，校企合作必須上升為國家行為。我國政府已經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明確了這一點，問題是地方政府層面對待校企合作無論是在政策制定，還是在財政投入方面，均未能深刻認識到自己是最大利益的獲得者，而僅僅把校企合作的推進作為一項上級部署的工作來完成，尚未提升到區域發展的戰略層面。

(四)賦權不足導致的中間組織作用淡化

各類商會、行業組織、非政府組織等中間組織被視為市場機制為主導的企業和與政府主導的學校之間的緩沖者、協商者和輔助者。它們在校企合作中，可以緩沖組織性質、機構運行機制不同的企業與學校之間直接對接合作所起到資源協調和信息緩沖的中介作用，從而有效降低企業與學校之間的管理費用與交易成本，解決市場經濟體制下存在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現象，解決政府和企業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的問題。然而，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行業組織由于政府職能部門不愿放權而造成與政府之間的權責不明、由于組織自身人員依舊沉迷于官本位而導致專業素質差服務能力弱、由于長期的行政集權而形成低社會認可度低權威性不足等問題并未得到徹底的解決。

雖然國家關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有關政策都多次提出要依靠行業對校企合作的指導、要強化行業對產教融合的協調作用，教育系統也成立了各種行業指導委員會，但是對行業協會參與校企合作的職能定位、權利責任及配套措施缺少可操作性的政策文件支撐。同時，行業協會的經費來源于企業，把有限的資源用于指導本行業企業的發展是協會的宗旨，對于既沒有行政賦權，又沒有專門經費投入的校企合作，只能是大而化之，面子上過得去而已，其應有的合作協調和指導作用被大大淡化，相關職能的執行效果可想而知。

(五)學術漂移導致的育人機制故步自封

“學術漂移”(aca－demicdrift)是指非研究型高校背離原有的定位，尋求不斷向上發展的運動，也就是所有的院校都力圖把自己辦學層次提升到具有研究型大學的相似學術使命的境地，最終達到與研究型大學處于同等地位。在此種導向下，各個學校在教師聘任、考核評價等環節普遍重視專業教師的科研能力，而忽視了教師教學能力、社會服務能力、生產實踐能力。如此，常規教學質量尚無法保證，從教育教學理念到人才培養模式都需要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校企合作育人機制更難顧及。辦學發展目標設定為教學研究型，而實際上側重點放在研究方面，忽視、漠視校企合作的意義和作用，即便將校企合作放在發展規劃中也是形象工程，供檢查使用。在由學術性高校專家為主制定的院校評價指標體系指引下，學校發展建設囿于學科分類，專業設置、課程建設、教學管理仿效學術性大學亦步亦趨，毫無特色與創新。

“學術漂移”還導致了學校的主要資金不會向校企合作傾斜。公辦學校經費主要由政府財政撥款、教育事業收入、其他收入三部分構成。一般而言，學校可以控制的就是以學生學費、住宿費為主的教育事業收費。校企合作中無論是實訓基地規模的擴大，還是設備設施的更新，無論是雙師隊伍的培養，還是高級技術技能型人才引進，無不需要資金的支持。學校要想獲得更多的資金用于校企合作，擴大招生規模是最簡單的選擇，而擴大招生規模，又增加了校企合作所需資金，如果招生規模擴大帶來收入可以彌補教學支出，這種循環還會基本處于良性狀態。兩者一旦不同比增長，受損的必是教學支出，而不以學術性為目標的校企合作資金減少成為必然。已經成為高校重要組成部分的民辦高校，其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生的學費、住宿費，渠道更為單一，支撐學校的日常運作已屬不易，為校企合作提供充足的經費儲備比公辦院校更顯得力不從心。

二、校企合作到產業融合模型的構建

從校企合作上升為產教融合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以企業為代表的產業子系統、以學校為代表的教育子系統之間，同時還涉及到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以行業組織為代表的中間機構等主要利益相關者，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需要從整體角度綜合考慮和解決。通過建立與實施基于政府層面的“政策推動，紅利導引”的價值最優體制、基于企業層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擔”的利益分享機制、基于學校層面的“優勢集中，專業互補”的資源優化機制、基于行業協會層面的“信息共享，協調促進”的互通互聯機制，從而破解產業系統與教育系統之間的矛盾，這是一種不錯的選擇。這一體系中，國家體制與企業、學校、行業協會三方機制相互支撐、彼此促進，可以較好地解決因系統差異而導致的價值取向彼此疏隔問題、因約束淡化而導致的縱向合作難以持久問題、因利益不明而導致的橫向合作動能乏力問題、因賦權不足而導致的中間組織作用淡化問題及因學術漂移而導致的育人機制故步自封問題。具體構架的模型見圖1。

三、校企合作到產業融合模型釋義與建設

(一)基于政府層面的“政策推動，紅利導引”的價值最優體制

“政策推動”是指中央政府要推進現有政策的檢查落實，并推進產教融合相關法律建設。從2002－2017年十五年間，中央先后公開發布了9個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方面的文件，表明了中央政府層面堅定不移“推行校企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的決心。2014年，文件中把校企業合作的提法轉變為“產教融合”，把政策面向的主體從企業上升到產業系統，把學校上升到教育系統，大大擴充了政策作用發揮的空間。但是，要凸顯政策的權威性，保證其持續性，中央政府仍需要通過制定《產教融合促進法》，體現產教融合的強制性，明確產教融合相關主體的法律義務和責任，破解企業營利的功利性和學校育人的公益性之間的沖突;明確各級政府職責和行業、企業的權利與義務，突出企業在產教融合中的主體地位;明確推進企業法和稅法的修訂內容，將企業深度參加校企合作的利益損失的合理補償上升到法律層面。

“紅利導引”是指地方政府要建立與中央政策法規相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辦法，把政策紅利切實發放到企業、學校中去。截至2018年1月，我國34個省(市、區)中共有20個省(市、區)出臺了40件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規，其中省級層面立法的11個，其余29件法規為市級層面，至少有14個省無論是省級層面還是市級層面均未制定有關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律文件。現有的40件地方性法規中也還存在著經費保障不明確、保障措施不具體、合作目標不明晰、利益關系不清楚等問題。因此，各地方政府應該盡快制定完善本地區校企合作方面的配套措施，保證國家政策貫徹落實。

具體而言，一是要建立起連通中央、省、市包括各項配套性制度的完整的校企合作法律體系，從而提升校企合作的法律保障。二是要建立各級政府主導的領導協調小組，解決法律政策方面未涉及或新出現的難點與問題。三是要實事求是，充分體現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既要將優秀的、成熟的經驗納入本地校企合作立法，又要高度關切法律的可操作性，提高立法針對性和可執行性，為校企合作雙方帶來真金白銀式的紅利。

(二)基于企業層面的“各取所需，成本分擔”的利益分享機制

“各取所需”是指保證企業在參與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過程中，獲得應有的盈利，至少不會因此造成經濟利益損失，同時學校獲得充足教書育人、教學科研所需的資源。各取所需要體現校企合作的雙方充分權衡彼此之間的能力差異、充分利用雙方之間具有的互補性、充分反映己方的首要訴求能夠得到滿足等方面。各取所需的實現，需要在政府主導下，突出雙方在培育人才上的基本共識，化解在經濟利益方面的矛盾，形成校企雙方風險共擔(非一次性支付)的合作形式，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信任機制、明確的獎懲機制以及規范的監督機制。

“成本分擔”是指在校企合作的成本支出中，由國家、企業和學校三方共同承擔。國家承擔部分以企業減稅為主要手段，企業需要承擔學生在實習過程所付出人工、時間等方面的成本，學校則應將原本由企業稅收中獲得的應該支付給學校進行實踐教學模擬環境建設的經費縮減，以政府減稅的形式投放到企業真實生產中去以改善生產經營環境，不再建一些華而不實的所謂實踐、實習基地。這種機制的內容應該包括政府要出臺減稅的細則，明確減免稅額真實去向;充分利用“產權保護”制度維護校企雙方的合法權益，達成雙方在人才培養上的基本共識;保證國家投入到校企合作中的成本，不會因為企業、學校任何一方履責行為或缺而成為沉沒成本。

(三)基于學校層面的“優勢集中，專業互補”的資源優化機制

“優勢集中”是指學校的教育教學資源要集中辦學優勢，突出自身特色，凝練學校特點，整合校內資源、聯合校外資源，形成契合區域經濟發展的應用型專業體系。為此，要打破高校內部基于行政權力構建的科層管理體制，以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為中心形成與產業對接的專業教學組織，建立需求導向的共享組織體。還要基于課程建設，創新產教融合下的教學模式，把“產教融合”核心的要素融入理論教學、實踐教學之中，通過模式創新，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如以學生為中心、以課程組為教學單位、以工作室為教學平臺的“課程組+工作室+學生”一體化產教融合教學模式;以網絡為中心，以專業為教學單位，以網絡學習平臺為載體的“專業+企業+網絡”的無邊界產教融合教學模式;以學習共同體為中心，以小組為教學單位的“問題+調查+分析”產教融合教學模式。

“專業互補”是指專業建設要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國家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的宏觀環境吻合，與企業人才需要互補，與技術鏈、產業鏈對接。學校要增加滿足新興產業人才需求的新專業，充實改革原有實力雄厚、辦學歷史悠久的老專業，停辦停招脫離了社會發展需求的專業。專業建設中，要建設符合行業產業發展、技術進步和社會轉型要求的基于工作過程的課程體系，還要充實滿足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要求的“雙師雙能型”師資隊伍，制定科學合理、有利于校企合作升級為產教融合的“雙師雙能型”教師認定標準，建立健全完善的“雙師雙能型”教師評價機制，并根據評價機制制定教師的培養提升計劃。學校決策者應該眼睛向下，關注教師根本利益，給予“雙師雙能型”教師看得見、摸得著的各種待遇和福利，從而推動隊伍建設快速發展，引導教師將興奮點從論文發表轉移到校企合作、產學融合，解決區域發展經濟的現實問題上來，凸顯學校育人的重要作用。

(四)基于行業協會層面的“信息共享，協調促進”的互通互聯機制

“信息共享”是指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學生多方利益體能夠公開、透明、便捷地獲取希望得到的相關信息。校企合作雙方實施合作的障礙，表現在具體操作層面主要是雙方信息溝通不暢，彼此利益難以得到對方的認可，既企業對高校提供的服務沒興趣，而高校又忽略企業的要求。合作的基礎是利益，沒有彼此需要的利益，合作就難以開展。實際上，校企雙方只要溝通清楚，信息互通就會找到合作的共同點與契合點。信息共享的完成，需要一個居中的地方組織來完成。目前，我國能夠承擔這一任務的最好組織就是行業協會，這一組織既了解企業，又有政府背景，可以兼顧到企業和學校雙方利益。

“協調促進”是指行業協會在校企合作中不僅要連接各方，互通信息，還需要承擔政府難以處理的校企合作中的具體事宜，需要發揮協調促進的作用，形成有效機制。鑒于目前我國行業協會運行現狀，要建立起這一機制，需要解決以下問題:一是行業協會的賦權問題，政府要將校企合作運行效果的檢查、評價權從行政機構剝離出來交給行業協會以便其實施監控;二是要給予行業協會相關經費，使之脫離依靠“化緣”度日的尷尬境地，從而保障自身公正公允;三是要改革行業協會的人員構成，保證行業組織人員結構多樣化，提升組織整體素質;四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平臺，保證行業協會通過專設的校企合作管理機構，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制度規章、具體實施方案和細則，協調統籌行業內校企合作開展情況。面對企業，主要是在維護企業利益的同時，約束和監督其履行人才培養義務;面對學校，幫助學校做好行業企業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發布，同時監督、評價行業內學校的校企合作開展情況;五是要仿效德國的做法，通過法律手段，賦予行業協會在政府監管下，行使所轄行業職業資格認定、職業教育與培訓以及考試標準制定的職能，推進職業資格準入制度在企業中開展。

四、結語

從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離不開企業和學校任何一方。作為合作主體的企業應該具有長遠發展的戰略目光，牢固樹立人才培養是應有的社會職責而非政府的任務;學校則要深度關注企業的利益需求，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提供高效技術服務，成為企業發展的助力器而非負擔和包袱。同時，企業與學校自身難以解決的資源配置問題，需要國家地方兩級政府在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情況下，給予政策層面的支持，并形成科學可操作的監督檢查機制、獎勵懲罰機制、成本利益協調機制，最終形成相關法律法規。在體制機制的建設以及相關規章制度、法律法規的落實與執行方面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信息溝通、協調促進的職能。唯有政府、企業、學校及行業協會等校企合作利益方共同努力，才能打破從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過程中存在的諸多障礙，實現從過程到結果、從發展到提高的全面推進，實現人才培養供給側和產業需求側在結構、質量、水平上充分對接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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